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著作（简称“《早期著作》”）是“早期传播”的核心文化载体，集中了“早期传播”的精萃，浓缩了“早期传播”与早期“中国化”的辉煌灿烂文化画卷。对“早期著作”整理与研究，基本上展现出“早期传播”与早期“中国化”的发展阶段、基本内容、传播特征、传播途径及思维维度的全景。

从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以来，我国出现了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的高潮，代表性的成果有：

1.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编（1920-1927）》第一编3卷14种。田子渝主编。武汉．湖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版。

2.《马藏》第一部8卷，1894-1904年间的著作（含译著）共39种，约合550万字。北京大学《马藏》编纂与研究中心编纂。北京．科学出版社。2019-2021年版。

3.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》（100卷）,其中“早期著作”不多。杨金海等主编。沈阳．2020年12月至2021年4月出齐。

4.《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文献汇编》，其中“早期著作”28种。王艳红编辑。上海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。

5.《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文献丛编（1918-1923年）》, 其中“早期著作”32种。北京．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21年版。

6.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丛编（1920-1927）》（简称《丛编》）共5编151种，2500万字。田子渝、徐方平主编。武汉．湖北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版。

7.《原版初心——党的出版早期文献萃编》共八册，其中“早期著作”11种。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编。上海．上海书店2021年12月版。

在这些著作中，《丛编》在中共创建史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地位尤为重要，堪称是中共创建史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研究中的里程碑。

首先，《丛编》是迄今为止，影印出版早期著作最多，最全的丛书。它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250种著作中精选151种，其中不乏孤本、珍本，70%为第一版，使这些深藏在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档案馆及个人收藏处的文献资料化身千万，供世人阅读与研究。

其次，《丛编》第一次将“早期著作”分成“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经典”“外国政治家、理论家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诠释本”“国内政治家、理论家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诠释本”“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著作”四大类别，有利于深入研究。

最后，探索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的新范式。它分“原始文本”、“说明”“注释”三大板块。对这些80—100年前的不可再生的原始文本进行数字化，整理印成现代纸质本，很好地

保护了这些珍贵的红色文物。

“原始文本”将分散在各地的早期著作集中起来，用现代高级印刷技术影印出版，不仅使这些珍贵、不可再生的红色文物得以保存与流传，而且使读者能够轻而易举阅读原生态的文献，便于学者查考研究。

“说明”对著作的版本、封面设计、基本内容、价值及出版、社会效果等作研究性的解读。封面以其特有的文化性、艺术性，对著作进行艺术图解，是著作的内容与美术有机结合的美学呈现。《丛编》对全部原始文本封面一一进行了专业性的解读与描述，成为马克思主义著作丛书的创新之举，为《丛编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“注释”对原始文本中的专有名词、基本概念和词语、人物、事件、著作、报刊、地名等作解读、疏解、考据。《丛编》严格按照列宁“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，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”[①]的精神，坚持尊重历史、尊重文本、尊重学术规范等基本立场，以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（中文第二版）、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》《列宁全集》（中文第二版增订版）、《列宁专题文集》（2009）《毛泽东选集》（1991年版）为蓝本，广泛吸收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创建史、传播史和MEGA²研究成果，在历史、时代的语境下作出深入、具体、客观的解读，撰写了310余万字的注释条目，全面、多角度对“早期传播”著作作了有意义的诠释，不少诠释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白。

《丛编》的编辑和出版，曾得到不少学界大家的肯定。

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魏海生赞誉：“《丛编》编纂者将搜集到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影印出版，抢救和保存了一批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，而且对它们进行了提纲挈领的“说明”，介绍了著作的背景、主要内容和社会价值，并对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、地名、事件和论著等进行了“注释”，有利于读者阅读，更有利于学者深入研究。因此，它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。”[②]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赞誉：这套图书体现了开创性。“所谓开创性，编者收集整套文本历时之久、寻找资料之多，在全国可能第一无二。并且对文本的精选进行整理、注释、汇编，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空白，开辟出新的学术天地，具有开创性。所谓基础性，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著作文本，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最基础、最重要的史料，这套丛书所做的工作也是最基础的工作，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深入推进做牢了史料基础的打地基工作。”^[③]

（审核：易振龙）